谢冕：诗歌提供的是精神和气韵 那些空灵铸就永恒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15)
《采薇》是征人劳顿思乡的哀歌，吟唱于艰危极重之时，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劳卒的哀伤心情此刻却由于“依依杨柳”和“霏霏雨雪”的“好心情”的“嵌入”而得到了释放。这种近于“奢侈”的审美（对于悲哀）的介入，在提醒我们一种适当的诗的情感姿态。要是只热衷于“言说”而忘记这种“描写”，那么再动人的至情的表达也无从说起。而正是《采薇》一类诗歌的抒情所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北方的诗歌结集，它成为上古中国自民间直抵庙堂的美刺之音的空前集结。《诗经》思想境界高远，艺术积淀深厚，四言短句，吟咏再三，回环重叠，蔚为奇观。可以说，“诗三百”美轮美奂的资质之为后世所追崇，其恒久的盛况是空前，也可以说是因其“不见来者”而绝后的。历代都不乏对《诗经》篇章的颂扬的言说。《邶风·燕燕》被崇为“万古送别之祖”(16)，《小雅·采薇》被赞为：“历汉魏南朝至唐，屡见诗人追慕，而终有弗逮。”(17)
中华诗歌往南方的崛起，是由一位伟大诗人宣告的。这就是本文开头引用李白诗中讲的“屈平词赋”的创作者。要是说《诗经》代表的是以民歌为主体的群体的歌吟，那么，屈原的出现，则宣告了作为个体的诗人写作时代的到来。正如《诗经》是不可替代的一样，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也是不可替代的。屈原充分个性化的诗歌，融君国与个人的忧思于一体，开启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灵智。屈原创造了一个艺术个性异常鲜明突出的诗人形象，哀郢怀沙，香草美人，奇诡华艳，温雅皎朗。
个性突出的诗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华诗歌一个（由群体吟咏到诗人创作）新的时代的到来。北方——南方，群体——个人，歌谣——诗人创作，从自然推进到全面展开，从初始到成熟，中华诗歌就是这样一路经历曲折而健康地行进着。它有惊人的自我调节并自我完成的平衡力，它以绵延不断的后续的奇迹而成为一个古老的诗歌传奇。
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沿着屈原开辟的道路，独立而自信地创造着、延续着、展开着。自此而后，诗有魏晋汉唐之盛，词有豪放婉约之分，由此进入元、明，乃至于清，以诗词的繁华鼎盛，挺进于日益隆盛的叙事作品之中。这些“侵入”叙事和戏剧的对话与情节乃至细节的诗词曲赋的碎片，如星月点缀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华彩。中华诗词因之也在所有的文学中永存。
历史抉择与内心隐痛
我们为此打碎了一只精美绝伦的古陶罐，换来的则是人人能读、能懂、甚至也能写的“白话”新诗。
一种摆脱了格律约束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自由的诗歌体式，空前地拉近了诗歌与社会变迁、日常生活的距离，它于是成为我们不可须臾脱离的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
旧诗有伟大的传统，新诗创造了新的传统。这是双翼，也意味着双赢。
至于现代文学中白话新诗的出现，毫无疑问，这一场划时代的诗歌革命，它酝酿甚久，并非一时冲动的行为。这只要查看自黄遵宪、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的一些关于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文献即可明白。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历史性的抉择。
白话新诗的创意是以西洋诗歌为模本，更以数千年的古典诗歌为“假想敌”，必欲去尽千年诗史的繁华锦绣，使之洗尽铅华，抛却隽永之神韵，摈弃铿锵之节律，由贵族返至平民，由台阁回归俚俗的义无反顾的行为。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到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他们当年的目标，是要对美轮美奂的中华诗歌传统来一个大的手术，务求去其“文饰”而返回自然素朴。这个弃取的过程的确造成了中国几代人的内心隐痛。
这一切，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戊戌维新之间，最后完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革命的缘起与当时的国势衰微、变革图新有关。改革诗歌旨在改变诗歌的与世隔绝状态，使诗歌能够与社会进步、民智开发，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传达新思想、引进新思维、表达新情感——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最终有益于强国新民这一宏大的目标。是故，白话新诗的诞生及其命运不是一个单独的举措，而是事关改变国运与中国的社会更新这一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就是：我们为此打碎了一只精美绝伦的古陶罐。这陶罐就是我们的祖先从远古的歌谣开始，经《诗经》、楚辞以及而后历朝历代的诗人们奇思异想、呕心沥血铸造而成的古典诗歌。而这一主动的“破坏”换来的则是人人能读、能懂甚至也能写的“白话”新诗——这种诗歌从表象看，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去甚远，而却是当日人们拼力坚持和争取得来的。当时的人们很为此兴奋和骄傲了一阵。胡适甚至将它与辛亥革命的成功相对比，认为是“八年来一件大事”。(18)
新诗运动的策划者的这种欣悦，是由于他们“攻克”了中国文化中最“顽固”的一座堡垒。这堡垒被认为是（事实可能也是）影响中国前进的障碍。那时的人和现在的人感觉可能不同，因为当时是国衰民弱，内忧外患，充满危机感的社会，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对于“陶罐”的破碎是不会太在意的。所以旧诗的被新诗所取代，尽管有人感到失落和惋惜，却也有相当多的人感到了解放的快意——它毕竟带来了表达的自由。
太平年月人们的感受与动乱年月会有大的不同，一是距离战乱远了，人们渴望享受精美的东西，一是新诗本身存在问题，写作也不在意，于是愈发怀念旧诗的精致和韵味，从而普遍地产生怀旧的心理。这就是近来旧诗词重新受到青睐、而且喜爱它的人愈来愈多的原因。这现象同样地引发了维护新诗的人们的担心和警惕，甚至认为是一种倒退。
我们面临着新问题，我们对此需要重新辨析。事实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当今时代我们尽管还有新的忧患，但是国家和社会已经强大和富有，我们不再穷弱，先前那种紧张和危机感得到放松和缓和。我们变得自信而从容。我们不会再把造成衰弱和落后的原因粗暴地归诸旧诗词——事实上它不能为社会的积弱担责。
中国人开始与古典诗歌“和解”。他们开始重新辨识它的博大与丰富、体悟它的精神华彩的魅力，而且重新开启了仿效与摹写的热情。破坏的激情退潮以后，理性与冷静占了上风。人们终于发现，旧诗不曾消亡，也不会消亡。在近百年的时代风云中，它成为一道潜流，依然鲜活地流淌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依然默默地滋润着我们诗意的思维和情感。人们消解了对于旧体诗词的警惕甚至“敌意”，乐于正视新诗与旧诗同源这一事实，在承认新诗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的同时，也承认新诗的变革中同样包蕴着对于中华诗歌传统的继承。
新诗的确是展开了中华诗歌的新生面，它规避了古典诗歌那些与世隔绝的弊端，能够零距离地拥抱鲜活的现实生活。一种摆脱了格律约束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自由的诗歌体式，空前地拉近了诗歌与社会变迁、日常生活的距离，它于是成为我们不可须臾脱离的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
旧诗有伟大的传统，新诗创造了新的传统。我们完全有理由骄傲和自豪，我们从未失去旧有的传统，我们又创造了和拥有了新的传统。这是双翼，也意味着双赢。当代的中华诗歌，正以宽广的胸怀接受和包容一切形态的诗歌，各种各色的“主义”和方法，各种各式的形式和风格，当然更包容了：源于伟大的古典诗词传统的沿袭，以及同样伟大的白话新诗的无限创造力。
注 释
1.李白：《江上吟》。
2.以上引用的诗句，按顺序分别引自：李白的《关山月》、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以及王之焕的《凉州词》。
3.李正宇：《敦煌、阳光、玉门关论文选萃·序》。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4.劳干：《两关遗址考》。见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第9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5.劳干：《两关遗址考》。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本，第287-296页，转引自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第91-9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6.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7.韩愈：《初春小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8.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9.《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10.商朝帝辛（纣）是公元前1075年，周朝武王（姬发）是公元前1040年；春秋中叶大约是公元前246年。
11.《圣经·旧约》中有“诗篇”，但那是经中之诗。
12.《毛诗序》。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第44页。中华书局，1962年1月。
13.《论语·阳货》。
14.《论语·子路》。
15.《诗经·小雅·采薇》。
16.王士祯：《分甘余话》。
17.陈子展：《诗经直解》，卷十六，第5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
18.胡适：这是《谈新诗》一文的副题。胡适说：“这种文学革命预算是辛亥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大事。现在星期评论出这个双十节的纪念号、要我做一万字的文章。我想、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引起比较有趣味的新诗吧。”（引文中的标点是原来的，未改。）见吴思敬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