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诗歌提供的是精神和气韵 那些空灵铸就永恒

　　伟大诗歌源流

　　杰出的诗歌不仅诗化了我们的人生，而且健全了我们的民族的心智，它的影响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

　　北方——南方，群体——个人，歌谣——诗人创作，从自然推进到全面展开，从初始到成熟，中华诗歌就是这样一路经历曲折而健康地行进着。它有惊人的自我调节并自我完成的平衡力，它以绵延不断的后续的奇迹而成为一个古老的诗歌传奇。

　　我们为中华诗词自豪。因为它给了我们智慧，而且更给了我们一颗世代相传的浪漫的诗心。中华诗词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它使我们擅于幻想，使我们在精神生活中拥有高雅的情趣和隽永的韵致。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些诗词的熏陶和感化，诗歌是他们想象力和智慧的启蒙。当他们并不识字的时候，中华传统的歌谣就通过母亲或祖母的口，传到了他们童稚的心田。

　　稍后就是李白他们了。中国的孩子很早就学会想象天上的月华——不是天文学上的月球——而是诗歌世界中的天上宫阙、千里外的婵娟、白玉盘、与我共舞的诗性的天边月圆，是如霜、似水、漂浮在春江之上照着花林、照着流水的、让人想家的故乡明月。我们的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诗意的幻想。他们的天空是开阔的，也是空灵的和浪漫的。中华诗词哺育和滋养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子孙，这些诗词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开启了我们的幻想的窗口。

　　诗词把大自然人性化了，它使我们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对于自然风物的心领神会，我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能够用审美的、诗性的目光，审视我们拥有的和想象的一切，从而灵动地、潇洒地、同时更是飘逸地感受和体验那些空灵的世界。其实用不着别人的启示，我们几乎会“无师自通”地从乍放的柳芽中想象那把巧夺天工的无形的“剪刀”(6)；我们也能在迷蒙于有无之间的草色中，感受到季节悄然的转换(7)；至少在一千年之前，我们的诗人就教我们用超功利的目光领略和欣赏春天的江、江上的月、月光里飘散的淡淡的雾，从而发出悠长的叩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8)

　　诗歌培养了我们优美的心灵，高雅的情操，使我们即使是面对极度的艰难，也能把那—切的困苦转化为优美和雍容。杰出的诗歌不仅诗化了我们的人生，而且健全了我们的民族的心智，它的影响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事情也许不是从李白他们开始，而是更早，也不仅是先秦，甚至在上古，我们有长达几千年的完整的诗史。在最早的《击壤歌》那里，我们就听见了我们的先民无羁、洒脱、自由而浪漫的内心召唤。(9)此诗表明古代的士大夫和今日知识者的“清高”，或者对于权力的警觉与疏离，其自有源。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年代大约是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之间(10)，至少也是距今三千年上下的作品。把诗推到极为隆崇的地位而被视为“经”书，也许是中国所仅有(11)，也是中国诗歌的骄傲。问题不在于统治者和民间的重视，更在于它一出现便是惊人的完整和成熟。《诗经》的开始就意味着完成（当然是经过后人的“删削”），它建立并宣告了一个诗歌体系的诞生：在诗歌的性质与功能上是“风、雅、颂”并备，在诗歌的艺术与技巧上是“赋、比、兴”俱存。

　　而《诗经》的意义，远不止于诗歌原则的建树，历来对于《诗经》的评价，都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审美范畴。它被认为是一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2)的全能的教典。在古代，《诗经》的功能远不止于艺术的和审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教化。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3)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些诗教不仅在于审美，更在于“实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4)

　　《诗经》的成为“经书”而与《礼记》《左传》《大学》《论语》等并列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是由于它最早就形成“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的诗性准则，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精髓。《诗经》是中华诗情的源头，对后世的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给了我们最早的诗歌创作的典范，即一种全面的由审美进入而达于优化人生的诗歌准则，是一种始于诗性而达于诗教的古代诗歌理念。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中华诗词的灵魂和根本。

　　《诗经》是向我们全面展示诗歌魅力的集大成者。无论是从抒情或叙事的角度，也无论是从批判或颂扬的角度，它都是无可企及的典范。对于战乱的忧思，对于和平的向往，特别是对于人间温暖的缅怀，对于四时风景的咏叹，都为中华民族的优美情操注入了永恒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