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空间的拓展与当代意识的强化──福建历史剧创作的局限谈起
福建历史剧创作的优异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这点毋庸置疑，本文期待的是，能够从某个侧面切入，以求在这种近乎苛刻的解读中挑剔它的局限，并试图找到历史剧创作的一些新路。
也许，当大家还沉湎于历史剧创作取得的辉煌时，一个严峻的事实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福建历史剧的创作已经渐趋单一的死板，不仅题材单一，深度也单一。题材几乎不例外地来自宫廷与官场，深度也几乎停留在对人物人性内容的关注上。纵览被认可的优秀历史剧目，这种感觉已经如此突出，它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与反思一些基本的问题。
一、历史之维与局限
1、历史观念的局限
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观念。从剧作看来，我们都很轻易地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泥潭。我们追求历史的真实，却不知道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我们追求艺术地再现历史，却往往被历史绊住前进的步伐。我们轻易地迷信所谓史实的记载，也轻易地放弃了怀疑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你如何看待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什么？五四时期，曾有不少著名学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对历史的反叛与反思，甚至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婊子。这些话可能是激烈了些，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是人写的，是由这样或那样有个性有喜好的人所写就的。假若我们忽视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把史实奉若神明，那又何尝不是盲从和一种更可怕的悲哀呢？
因此，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既要研究与尊重历史，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局限。能够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不沉湎于历史的神话，甚至对历史有自己的发现与认识，不苟同于著者错误的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观念。面对历史粉饰的面孔，我们要善于发现伪装；而面对历史的篡改与遗漏，我们要勇于反抗与揭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强大的历史面前不迷失自己，并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剧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历史剧的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拘泥于史实的记载，并一味地以创作来还原这种史实的“真实”，这种创作是可怕的。且不说这种创作毫无意义可言，单说这种重复劳动本身，它的愚蠢已一目了然。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是对历史“真实”可笑的重复，而是对历史的突破与洞见，是剧作家智慧的发现与犀利的深刻，是怀疑与反叛，是反思与超越。
2、深度认识的局限
没有思想的力量，对历史的突破与洞见便是一句空话。福建史剧的突破恰恰在于它思想的深度。如《新亭泪》中对周伯仁这一形象的高度概括便极有力地反映出剧作家对传统文人士子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思考；同样《秋风辞》中汉武帝刘彻那深入而准确的刻画也包含了剧作家非凡的智慧与才思。正是这种超越于史实之上的胆识与勇气使他们从史料堆中跳出来，并一举抓住了人物的精神命脉。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只有对人的深刻洞见与把握，才谈得上对历史的发现与认识。优秀的剧作家无疑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史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建立在人性内容的深度上。
人性的发掘与深入探索是新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新成果。特别是在人性黑暗面的揭示与洞见上，它达到的深度已经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小说中，这种力量更多体现于人性罪恶面的展示与发掘；而在戏剧中，这种力量则更多体现在人性深处极为复杂与极为自私的那一面。可以说，戏剧创作对人性发掘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小说创作，它对人性的复杂性也做出了更合理与更令人信服的诠释。
遗憾的是，戏剧创作的深度认识大抵也就局限于此，它并没有进一步拓展出去。像小说一样，能够对情感与爱的世界展开新的探索，或者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发起有力的追问。当然，话说回来，八十年代初的话剧是有过这个苗头的，可惜过早夭折了，没有形成真正的气候。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退缩回来的戏剧，这就是后来历史剧的短暂繁荣。说到底，历史剧的创作是对现实生存境遇的一种反照，只不过这种反照过于隐讳，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现实意义。从这意义也可以说，历史剧的创作是对现实的巧妙回避，它用历史作掩护，有效地消解了风险，从而也埋没了自己的深度。
由于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的局限，剧作家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同一角度的史实，对史实的理解也都几乎带着一样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人性的挖掘已经抵达了一个高峰，再想突破与超越这个高度，那是非常艰难的。我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对深度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了。
有幸的是，我们还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寻求与探索。特别是对历史的理解，读者与观众都更倾向于一种新的阐释，一种用今人的眼光和思想来沟通的阐释。历史不再是那种扳着脸孔说教、无动于衷、坚不可摧的事实，而是随着今人意识的变迁而生动活泼并可亲可近的故事。这些故事有血有肉，有激情，有爱有恨，有生之迷惘与困惑，也有死之恐惧与绝望。应该说，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硬梆梆的史实背后应该有的真实与生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爱的力量与激荡，也可以更深地领悟到人生意义的发问与追寻。看到它，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历史，而是自身，是对自身生命与存在的一种反照，从而看见自己爱的贫乏，生存的怯懦与虚伪，精神的贫困与苍白。
应该说，这才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深度，也只有这样的深度才能深深撼动我们的内心。能够进入这样的深度，史剧的成功自不待言，而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也有着更为深厚的现实意义与大众基础。
3、题材与意识的局限
我们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大众基础向来比较薄弱，即便就是许多优秀的史剧，这一点往往亦不例外。如《洪武鞭侯》，写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惩治朱亮祖一事，显示的意义更多在于官场人物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律历的抗争上。再如《黄堂愤》，写的是清末除安得海一事，它侧重于揭示人物性格内在的自私与阴暗面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合理化进程，进而揭示了那段特殊历史的特殊内涵与真正面貌。而对于像《林则徐充军》、《乾佑山天书》等这样以刻画历史著名人物为主的史剧而言，我们获得的也大都是丰满而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定时代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准确而合理的把握，至于说什么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是很稀微的。
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待历史应该从哪个方面去突破。仅仅局限于史料的堆积与还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以为占有了丰富详尽的史料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并符合史实的历史人物就可以满足的观念也大可以过时。难道我们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廊真的那么缺乏这么几个你塑造的“光辉形象”吗？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当你以为写尽了历史并对历史有独到发现的时候，你其实才撩开了历史面纱那微不足道的一角。
历史题材的广袤空间对于我们剧作家而言竟是得如此狭小，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许，是我们太专注于所谓“正史”的缘故了，或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来就缺乏一种勇气，总之，我们在题材的选择上太过拘谨与单调了。要么是宫廷争斗，要么是众所周知的大人物或大事件，要么又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官场。反正都离不开政治与强权，离不开冤假错案。看这样的戏，我们总有一种因古老而模糊并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古代老百姓总是要与官场打交道，甚至还动不动就要惊动皇帝老子亲自过问。这就让人不解，难道没有官宦权贵出现的戏就没有人看了吗？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关键还在于我们过分拘泥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惯性思维，甚至连意识也没有走入当代情境。由于剧作家年龄普遍偏大与老化，我们的创作往往缺乏生机与活力，当代意识过于微弱，题材明显老化与滞后，自然就更不用说什么平民意识、情爱主题了。
意识的滞后带来的不仅仅是题材选择上的僵化，它还同时带来了深度的贫乏。一部剧作如果无法经受时代的考验，特别是今时代的考验，那它又何以立足于艺术之林？这说到底就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即你是用什么来打动观众与读者的？一部剧作如果无法面对时下的观众与读者，无法面对当代的考验，这部剧作的成功是可疑的，也是不长久的。从这意义上说，实际上我们要求的就是剧作家对现实要有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并做出有力的反映。历史剧当然更该如此，不然，剧作家又有什么理由不停地炒旧饭呢？
二、深度空间的构建
我一向认为，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之前应该有个基本的思考与态度，那就是你写这部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会有什么意义？不写它行不行？也许，有的作家会反对这种意见，认为是主题先行，但我要说，倘若一个作家在创作之前连这个必要的思考也没有，他作品成功的希望必将非常渺茫。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或好的作家，但他绝对成不了杰出或伟大的作家。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他的天才与思想已经让他摆脱了目的与意义的纠缠，直接抵达了意义与深度的核心。
这点并不奇怪，像许多外国文豪，他因为本身坚强的信仰，他的精神始终与创作保持在同一起跑线上。他的思想与创作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你甚至很难分别开来。在这样的情形中，你自然不必追问他事先想要表达什么，因为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已经无所不在了。
可是，对于一大批并非天才的作家而言，这个思考就显得相当紧要。许多作品正是因为作家创作指向不明或指向的意义过于贫乏与肤浅而变得单薄无力。在史剧的创作上，优秀的剧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像王仁杰、郑怀兴、周长赋等人的创作谈就是最好的印证。正如他们谈到的一样，他们大都有着漫长的材料积累与反复思考的过程。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他们作品的深度与力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正因此，他们的作品才具备了不断修改与提高的基础。
当然，深度与意义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你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看法达到了什么程度，读者是一目了然的。像《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爱情的力量，《窦娥冤》中窦娥血与泪的控诉与反抗，读者强烈的共鸣都是最好的注解。这里有个问题令人不解，那就是我们传统对平民喜怒哀乐情感的关注在史剧的创作中竟然丧失殆尽。不仅缺乏平民意识，而且对爱的理解也相当苍白生涩，远没有《牡丹亭》、《桃花扇》、《杜十娘》中体现出来的丰富与生动。
这种把历史与平民隔绝开来的看法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太容易局限在正史的历史观念之下了。沉湎于历史并被历史所笼罩以至于丧失怀疑与反叛的勇气，这已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毕竟，历史太强大了，而个人总是那么渺小，你又有多少力量能从历史的夹缝中找到爱的盼望、存在的勇气？
缺乏社会的良知与责任感，缺乏对自身人文意义上的关怀与批判精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便永远不可能深入骨髓。我们总在历史肤浅的表皮跳舞，吃着人家的残羹冷炙，却还以为享尽了历史的盛宴，这是何等的悲哀！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智慧的眼睛，也不缺乏深刻的思想，关键还在于，我们对深度的理解缺少了一种包容性。虽然我们在人性的意义上已取得了广泛而有力的突破，但我们对爱的力量的表达，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寻求却过于漫不经心。因为题材选择上的过于单一，也因为意识上缺乏面向当代的勇气，上述主题的探查与深入就变得含混不清，甚至于一片空白。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我们要善于发现被史料堆砌的平民的命运，要善于发现小人物的情感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我们不仅要追寻他们人生的足迹，更要揣摩他们活着的迷惘与苦难，绝望与呼告。从平民与小人物身上，也许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会更加准确与真实；而从他们身上，我们也更容易找到自身的体认与共鸣。面对他们，我们应该把自己放进去，与他们同爱同恨，共思共想。只有这样，这个人物才会从历史堆中站起来，走向我们。
我们应当承认，深度是多方面的。有社会认识的深度，也有政治认识的深度，当然，更多的还是人的深度。人的深度自然也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有人性的深度，有情感的深度，也还应该有存在与精神的深度，思想与信仰的深度。像《丹青魂》、《御前侍医》等史剧，他在人物的刻画上是有突破和贡献的，至少，它们生动地塑造了画家与医家的典型形象。遗憾的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人物放到了宫廷斗争的复杂背景之下，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典型的广泛代表性，并进而降低了读者的认同感。再如《陈仲子》，此剧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思想的份量也很足，甚至带着明显的探索与突破，但你很难把陈仲子的思想与自己沟通起来。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的陈仲子，而不是自身。
这无疑在提醒我们，那就是我们对深度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也不到位。我们不仅没有莎士比亚对良知与灵魂的热情，也没有奥尼尔、贝克特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与探查。对形而上的漠视使我们陷入了历史坚硬的罗网，我们进入了一个可见可摸的物质化的艺术世界，却找不到一点可感可思的心灵空间。
三、面向当代的勇气
艺术的衰落常常便来自于人们对心灵的冷漠与敌意。作为人学的文学，如果丧失了对人的研究与热情，那它的意义自然将受到怀疑与动摇。而既然是人学，它就没有理由置人的心灵于不顾，更不能对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境遇熟视无睹。纵览大师们的著述，这点已不证自明。
史剧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倘若他的创作不对心灵负责，那他又用什么串通古人与今人的呼吸？显然，只有面向当代，切实地关注当下人们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况，我们才可能对历史作新的阐释与新的理解。而能够从历史维度中透视当下生存境遇的剧作家，他也必将带给我们真正有力量的作品。
面向当代不仅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意识与眼光。当代意识包含的内容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如平民意识，如求异与创新意识，如怀疑与反叛意识等等。面对历史，我们一定要有能力找到历史题材的当代性，并从历史的维度中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才不会受到局限，甚至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历史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解读中获得新生，不然，它永远是死的。如《沧海争流》，它对历史的恩恩怨怨的理解就有高明之处，它不仅把特定历史进程的原因还归于人的本位，而且深入了人物内心深奥的灵魂世界，从而找到了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由于剧中塑造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与历史人物心灵上的某些契合点。
显然，一部史剧的成功倘若缺乏当代意识，那是不可理喻的。所不同的是，当代意识的强弱有别而已。如今，我们史剧创作的当代意识常常得不到体现与强化，这就影响了史剧的现实意义与大众基础。在感慨戏剧越来越不景气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对戏剧创作的循规蹈矩大喝一声呢？
戏剧创作的现实意义显然是非常紧要的，它不仅关系到剧作的深度，也同时关系到与读者的沟通。因为作品面对的是今天的读者，今天的读者自然就用今天的眼光与意识来读解作品。不了解或不熟悉当下读者的思想与观念就不可能具备当代意识。许多剧作家，特别是史剧作家，并不是不具备当代意识，而是不愿意面向当代。他们更愿意沉湎于历史营造的乌托邦氛围中，对现实充耳不闻。当然，面向当代是需要勇气的，这就像寻求深度一样，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与灵感。
现实常常充满苦痛与不公，充满罪恶与绝望。走向平民，我们需要良知；走向怀疑，我们需要勇气；走向批判，我们需要力量。而这些我们又常常丢失与遗忘。在当代理想与精神的号角吹遍大地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清算一下，到底我们落后时代的步伐有多远？
我们是否少了些忧患的种子？亦或少了些良知的敏感？面对苦难，我们没有了同情；面对罪恶，我们没有了抗争；面对麻木，我们没有了愤怒。我们在失爱的时代里麻木地活着，既不寻求意义，也不寻求自由。我们做了权与钱的奴隶，却不知道权与钱要把我们带向何方。
人生的悲哀大抵也就如此。没有面对死亡时，我们个个生龙活虎，活得快快乐乐的（这当然是一种表象），可一旦死亡降临时，人就霎时黑暗了，因为一切不存在了。确实，世间又有多少人真正超越了死亡，真正走向身与心的绝对自由呢？
同样，我们的剧作家又有谁真正担起了今时代的精神与终极意义的追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