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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娘”与“唐部”:福州民俗生活中的身份意象与历史记忆

发布时间:2017-04-06 13:48:05  来源:福建文艺网  作者:黄向春

  众所周知,福建的地域传统是以属“南岛语族”文化圈的“闽越”土著为“底层”的。对于从事福建(包括整个华南)文化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一地区如何从“蛮夷之地”转变成为以“汉人”“汉文化”为主导的地区,一直是一个难以回避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曾经说过,福建“可谓最缺乏历史之省份”,[1]这里所说的“历史”,当指“直至五代犹未甚详”的文献典籍而言。然而,自唐末五代代表“中原汉人”正统地位和文化身份的王氏经营闽地之后,福建便“蜕变”成为人文蔚起的礼仪文教之邦,完成了由“蛮夷要服”向“海滨洙泗”的转变,宋儒理学与科举功名的勃兴尤为其显著标志。这个转变通常被认为是由中原汉人南来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个“汉人”“汉文化”对闽地土著及其文化的“覆盖”或“取代”的过程。这一点不仅是明清以来福建人书写和口传历史的主题,也是近代以来的汉民族史与福建文化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尽管自唐宋以后福建人普遍建立起了汉人认同,但“蛮夷”之气始终未能尽脱,甚至晚至民国时期,在梁启超等饱学之士眼里,福建仍有一股难于言状的“瑰异”之气。[2]这一状况不仅体现在族群分类的复杂关系和格局上,更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历史记忆”的形式内在于民俗生活之中,并成为民俗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的“历史”并非呈现为“闽越-汉人”的继替和断裂,而是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不断沉积于日常生活的变迁之中。这里的“历史”当然不仅仅是文献典籍,而是包含了口头传说、地方文人的书写以及风尚习俗等种种形式的“历史记忆”——它们附着在文化认同的结构之上,成为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以操弄社会身份的资源和“话语”,并在民俗生活中得到连续的、合理化的表达。以下笔者拟以福州地区为例,试就民俗生活如何创造和表达种种身份的意象(image)及其与历史记忆的生产和传承机制的关系略做探讨。

  一、“闽越”与“无诸”

  福建地方史的起点和背景,是作为“土著”的“闽越”。而作为土著“残余”的“闽越”与作为汉文化“移植”的“汉人”这两个地方历史与文化资源的要素之间,则构成了福建地方史叙事最基本的结构关系。这一结构关系不仅影响到闽地不同时期的社会或族群分类,也左右着围绕这些分类而形成和不断重构的文字书写、口传记忆与文化表述。

  “闽越”作为土著“残余”的长期存在,首先与“教化”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汉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唐代,当李椅、常衮等人被奉为闽地人文教化之先时,其所“教”所“化”者,自然是“闽越”“东瓯”之流。如唐人独孤及所撰《李成公去思碑》云:

  闽中无儒家流,成公(李椅)至而俗易,民赖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殂豆既修,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竟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大历十年,岁在甲寅秋九月,公薨于位。于是群吏庶民、耆儒诸生,雨泣庙门之外,若有望而不至,号曰:“岂不欲斯文之渐渍于东瓯之人欤?不然,何锡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赀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号曰难治。公将治之,……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3]

  迨至清末,福建境内的各族无论在文字典籍还是在民间口传中都有了明确的族群分类与自我认同,“闽越遗裔”与“中原衣冠”之间泾渭分明的族群界线也得到了更加不二的表达,如《侯官乡土志》在论及“蜑族”等人类时谓:

  大抵闽之蜑族与粤之蜑户种类相同,与浙之堕民品流差等。许文长《说文》云:闽,蛇种。按诸陆次云《峒溪纤志》,实专指蜑而言。按,蜑为蛇种,盖即无诸国之遗民也。与全闽衣冠族姓由中州南来者因风马牛不相涉也。[4]

  这种以“衣冠族姓由中州南来者”自居的闽人,把自己与闽越“无诸国之遗民”作明确划分的说法,大抵代表了清末以汉人、汉文化为自我认同的福建居民所具有的一般心态。有趣的是,在“闽越遗裔”长期以来作为“汉人”建构“异族”以界定自身的符号资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发现期间曾发生过某些看似颇为矛盾的现象——作为闽越族、闽越国象征的闽越王无诸及闽越王庙,同样是在那些“汉人”及仕宦文人的眼中,却受到与“无诸国遗民”全然不同的礼遇和血统、文化身份的再认定。汉闽越王庙原名武烈英护镇闽王庙,始建于唐大中十年,祀无诸及李、马二侯,宋时即著于神迹,并屡获敕封。[5]明初洪武十年,“诏下礼官,议从神故封,称汉闽越王之神”。瞿庄为此所作《庙记》,把无诸描写成了“渐摩风教俗以淳,秀民挺拔宣人文”的开闽之祖,其功绩、地位大有盖过李椅、常衮之势:

  惟鬼神福善祸滛,功用叵测,默赞于我皇猷,凡厥有位,宜敬崇报,故自郊庙迄于中祀,銮辂必临,躬行荐裸,所在祠祭,则各命有司,而庙额神号,务从古质,尤虑应祀而逸也。特饬礼部咨询方镇,举寻旷典,俾无遗失。此汉闽越王岁时祀典所由复兴也。王讳无诸,姓驺氏,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以奉禹祀,于是始有越国之名。后二十余世,至勾践为越王,又六世,无疆为楚所败,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公,滨于江南海上,王其后也,上距无疆为七世。秦并天下,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伐秦,王率兵以从。秦亡,复佐汉灭项籍。高帝五年,以功复立为闽越王,王故治。唐大中间始建祠于钓龙台山之西。腾英厉响,久著灵迹,水旱兵疫,邦人祷之无弗应者。宋宣和二年,封镇闽王,赐庙额曰“武济”,提点刑狱俞向撰庙碑,纪灵异甚悉。历胜国,更封真君。入国朝来,有司弗举,成旷典者十二年矣。乃洪武丁巳,诏以仪銮使江宁叶公茂来为福建布政使。公敦本务实,治民事神,咸极诚敬。莅事之明年,政务毕举,神人以和,尤虑祀典弗究,无以称上意,乃延父老历询郡祀,始得神之始末。……由是佥议即其灵迹,达于中书,下礼官议,从神故封,称曰汉闽越王之神,遵新制也。……闽在古为百越文身之地,至王以神明之胄居之,故能委心中国,从诸侯兵,踣秦毙楚,佐炎汉成帝业。策勋盟府,显受王封,三山磅礴之气为之增壮。自时厥后,渐摩风教,用夏变夷,驯至唐宋之世,笃生秀民,或立言垂训,或为世宰辅。蝉蜕荒服之习,藻沫邹鲁之化者,王实开之。按祭法,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然公之举旷典,神之服休命,谁不曰宜哉!……[6]

  该碑记不仅沿引和强调《史记》中有关无诸乃“禹之苗裔”的血统、身世之说,更重要的是,无诸在被进一步誉为“委心中国”之“华胄”的同时,其形象被塑造成了“用夏变夷”、始开风教,使闽地“蝉蜕荒服之习”的人文初祖。闽越王庙自唐始建,历经宋、元,似乎都属正祀之列,其灵迹昭彰使之成为一方之保护神。至明初,为了在洪武皇帝新一轮的祀典审订中获得名正言顺的正统地位,地方官“延父老历询郡祀,始得神之始末”,为原本“不受中原正朔”的闽越王无诸,重新进行了“开文教之初”的定位,从而使其多少带有“蛮夷君长”意味的形象为之一变。

  闽越王被重新加以定位和以“教化”为核心的地方史的解释,既与明初的政治背景以及社会与制度重建有关,同时,闽地作为“百越文身之地”的历史“陈迹”被再一次提起,也从反面暗示着在仕宦文人们看来,闽地依旧未尽脱“蛮俗”。实际上,尽管无诸的形象被刻意“汉化”,但是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无诸作为闽越土著象征的色彩却并未因此而淡化,反而是以“蛮风蜑俗”之源的角色成了塑造民俗生活与口头传统的素材,也成为地方社会中构成文化表述、阶层差等、族群分类及身份认同的一整套“说辞”中最基本的语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