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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策:不屈事和珅,洒然返里

发布时间:2018-10-30 10:55:47  来源:福州晚报

郑光策:不屈事和珅,洒然返里

郑光策《西霞文钞》书影

  乾隆、嘉庆年间,盛世渐衰,王朝命运每况愈下,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福建地区经济文化等亦趋于衰落,各种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现状促使学者关注现实。郑光策于嘉庆初主讲福州鳌峰书院,力图扭转空疏学风,“欲使学者力经史之学,以期实用,士习丕变焉”。

  郑光策(1755—1804),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苏年,闽县(今福州)人,历主福清书院、龙岩书院、鳌峰书院讲席,为人敦品行,粹于学。

  “不通世故”

  郑光策少时家贫,无力就外傅,“与同怀弟云轩孝廉自相师友。”稍长,跟随其父郑存敦参加学术团体“读书社”,社中文友以学问互相切磋,不同学术见解相互碰撞,自由论辩。光策是社中年龄最小的一员,可谓“髫龄老成”。

  乾隆四十四年(1779),郑光策考中举人,名列第二,遂受朱珪赏识,得入其门;次年,登进士第,然不获“馆选”。“归班候选”期间,仍入书舍,下帷苦读。乡人闻讯,“咸喜谓仕进有日矣。”其妻知光策平素清谨,建议说:“君家贫不得不为禄仕,何不勉投劾,姑就教职,尚得读且养也。”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南巡杭州,郑光策奉命赴杭州行在献赋。皇帝下旨,令光策与浙江绅士合试于敷文书院。监试者为乾隆宠臣、时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和珅。和珅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竟“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纳卷者必屈膝。光策不能屈事和珅,他侧目视之,愤形于色,乃约闽士林乔荫等人长揖而退,洒然返里。和珅心中衔恨,遂束闽卷于旁,不予审阅。浙江士人见状,皆窃笑光策不通世故。

  进言献策

  回乡后,郑光策益发肆力于学问,尤喜经世致用之书,自《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外,其余如陆贽、李纲、真德秀、王阳明、吕坤、冯梦龙、顾炎武、魏禧、陆世仪等人著作,靡不涉览贯通。吏部“选期”将近时,光策却颇不愿出仕,表示:“如敦迫不已,宁就教职。”

  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时,召见在泉郡任教的郑光策。郑光策知悉,前往拜见于公邸,条陈策略,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筹办善后事宜,光策又进言献策,提出改革台湾吏治的办法,得徐肯定。当时,福、徐二人并邀光策渡海入台,而光策以母老年高推辞。后绝意仕进,“日以授徒养母为事”。郑光策性至孝,母病时,祈祷神祇,自愿“年止五十,悉以余年归母”。

  当时,福清县溺女之风盛行,历任主政官员见此均痛心疾首,然因没有找到症结所在,虽屡出严禁告示,皆被视之空文。郑氏主讲福清书院时,为之出谋划策,设法禁止这种不良风俗。

  掌教鳌峰

  嘉庆二年(1797)九月,郑光策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礼聘,主鳌峰书院讲席。他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将“经邦济世”之学,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与治学方向,而其具体应对措施,则从师、生两方面着眼。

  当时士人不是空谈性理,就是埋首典籍,不问世事。学界思想空虚,“气习污下,奔竞卑鄙”,鳌峰书院学生也多有迎风趋附者。郑光策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观古之有志于用世者,其成大功、建大名,不独学问过人,其艰忍强毅之气,亦必十倍于庸众。”故他“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认为“志定而后教有所施”。为师者应“如周程张朱之流,务守正道,而以教化为己任”,这样才能使弟子真正树立“尊师重道”之心。

  在书院中,他致力经史教学,以求明礼达用,认为:“国家建立书院,所以辅学校而成教化。学校为考课之地,而书院则为朝夕讲肄,豫储其学之所。”因他“勤于训迪,严而有法”,于是“多士亦知励行读书”,故士习丕变,人才奋兴。汪志伊与后抚李殿图,皆一致肯定其教学成就,认为“不减蔡文勤(世远)风矩”。

  桃李满天下

  郑光策掌教鳌峰,从游者甚众,对学生课业,从不含糊。“校阅课卷,必详必慎,几有日不暇给之形。”他一生培育人才颇多,这其中就包括一代伟人林则徐和著名学者梁章钜。

  林则徐从秀才到20岁考中举人前,除有时就馆教读外,主要时间都在鳌峰书院读书治学,在书院中深受郑光策人格及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郑光策的指导下,他“开始钻研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接触各种经史典籍,眼界大为开拓。”

  梁章钜父亲与郑光策为至交,他早得郑光策熏染,少年时期又随其读书于洗银营赵氏之红玉斋,学作诗、赋、杂文等。郑光策对其读书要求严格。一日,他令章钜读《离骚》,章钜漫应曰:“已读过。”光策愕然曰:“汝亦知读此乎?”试以句义,章钜茫然不能应,遂知书读不精。可以说梁章钜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和郑光策的诱掖提携不无关系。对于后学请益,郑光策亦给予答疑解惑,且不厌其详。

  任教期间,郑氏关注民生利弊,曾上书福建当局。“从全局改革理论,到法治建设、农田水利、煮海盐政以及理财和用人,皆有所涉及。”

  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朱熹更被人推崇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之一人,其思想论议,影响甚深。迨自明初社会,世之儒者,亦“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他们“师承有自,矩矱秩然”。自陈献章及王守仁等出,学术大势始为一变,而其学流传百年,流弊渐甚。清初诸大儒,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除承继儒学优良传统外,更强调躬行及用世之术。郑光策的思想正属于此类“新儒家”一派。他不一味尊孔或盲目崇拜程朱理学,陷于玄思冥想,作高头讲章;也不埋首案上,皓首穷经以考证训诂为能事,而是注重实际行为,强调事功实绩、注重践履的一面。他给儒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于开启闽省经世致用之风,确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郑光策平生喜读经史之书,而不欲急于著述,尝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故他虽然穷年矻矻,而生前终无著作行世,仅存诗稿、古文十余帙,自题“西霞丛稿”。郑光策所作文字,皆明理体道,不为无益空言,真正做到了“文以载道”。临终时,他持平生所作文字以托嘱其婿梁章钜,曰:“此不必皆可存,然中有不容没者,其为我严汰之,十留一二足矣。”梁章钜遵循恩师遗嘱,将其生前遗稿编为《西霞文钞》上下二卷,并请汪志伊作序,交由郑光策学生陈孔扬付梓印行。另有《诗钞》《俪体文钞》未及刊刻。

  嘉庆九年(1804),郑光策因病寿终,士林惜之。道光年间,林则徐见郑光策生前自绘“抱膝图”,不禁潸然泪下,援笔题诗曰:“遗影追寻立雪前,春风书带正翩翩。谁知稷下闻琴泪,已兆隆中抱膝年。座有心香余泽在,集题脚气几人传。韩门李汉编文后,忆否桐枝瘦可怜。”(陈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