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郭柏荫重视教育

郭柏荫故居正门

　　三坊七巷街区自古读书风气浓厚，科举兴盛。据相关史志统计，这个地方历代涌现出150名进士、360名举人。位于黄巷东段北侧的郭柏荫故居，始建于明末，古宅曾以“五子登科”名闻八闽。在这“五子”之中，又以郭柏荫的仕宦成就最高。

　　晚清名臣

　　郭柏荫（1807-1884），侯官县（今福州市）人，字远堂，号古伤心人、石泉。中进士后历任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湖广总督。他善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能依据圣贤经义来立身处世。居官廉洁自律，曾自示曰：“读圣贤的书，休背圣贤的教训；做朝廷的官，休乱朝廷的法度。”任上赈灾修堤、办理团练、镇压天地会反清运动等，为官政绩，遐迩周知，堪为晚清名臣。郭柏荫对教育也极为重视，一生历主清源、玉屏、紫阳、鳌峰等书院。讲堂上，他孜孜不倦地讲经论学、传道解惑，“造士不拘一格，而以明体达用为归。”教育后进，多所成就。

　　其父郭阶三，系晚清福州名士，嘉庆年间曾中举人，历任连城、同安县教谕。他的从教经历，“为其成功教育子孙提供了有利的经验与铺垫。”其母林桂馨（闽县名廉林春芳女），博通经史，“恒于井竈之前授五子学。”夫妇二人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郭则沄《旧德述闻》记载：“家贫无力就外傅，介平公与林夫人亲课之，夜仅一灯，诸子环坐朗诵，甚或两歺不克具，而督课亦勤，或劝令诸子别营生计，公不可，卒皆成就。”郭柏荫的挚友、晚清重臣骆秉章认为郭柏荫的学问，得力于家教甚多，说：“年伯（郭阶三）携诸子就塾，早出暮归。归则令循旧书，太夫人从而补课之，一灯莹莹，书声相续，习以为常。”

　　道光八年（1828），郭柏荫考中举人，时年22岁。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初任馆职时，因家贫不足以供日常饮食，心中颇为踟蹰，幸得林则徐勉励，才决心就职。后来林则徐又致信曰：“……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在林则徐的勖勉下，郭柏荫于学业愈发用功。词苑中，他未尝荒废光阴，平时除编校书籍外作诗亦勤，“三年中，课无虚日，日辄一首。”于诗艺一途，多有深造。

　　道光三年（1823），福州籍宦京诸士曾在京都成立荔香诗社，喜好吟咏者，常雅集于此，以诗会友，切磋琢磨。郭柏荫在京为官时，就曾经主持荔香诗社，他还是最早将联社结吟作品刊刻出版的人之一。对于作诗，他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目的主要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而不是专务辞藻。他的诗，遣词造句清新自然，平易真挚，并无雕砌做作，一返古来“诗言志”的诗歌传统。郭柏荫落笔行文，“不好为大言”，强调作文要使言辞达意，说：“吾尝闻之矣，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也者，心之所欲言，而文则以抒其所欲言之志。”

　　道光十七年（1837），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翌年，转山西道。道光十九年（1839），巡视西城，转京畿道，升刑部给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回乡后，历主清源、玉屏、紫阳、鳌峰等书院，人多向学。

　　极重读书

　　咸丰元年（1851）八月，福州文庙失火。火灾次日，郭柏荫连忙赶到文庙，收拾残烬。他与林藩等四人出资在文庙崇圣祠旁构木架棚以安放圣像。当月，郭柏荫受命主持修建灾后文庙。他深知那些口读圣贤经书，而内心实欲私图的官僚们的行事作风，为了避免“义始利终”的不良结果，他提笔作书警示曰：“办公中事，用公中钱，但些子差池难免。大家口实读圣贤书，受圣贤教，宜如何报答，请扪自己心头。”咸丰四年（1854）六月，文庙修建竣工，大成殿、两庑及仪门等建筑均修葺一新，并增置文庙礼器等，重现圣庙庄严气象。

　　咸丰三年（1853），郭柏荫奉命办理本省团练，升任郎中。其时，他主讲鳌峰书院，在书院中他曾为《鳌峰课艺初编》一书作序，评点书中所录文章，教导学生作文应与“圣贤立言宗旨无所抵牾”，并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体裁修辞问题，说：“若夫词采有秾纤，篇幅有修短，此则各凭其才分之所至，不能强不同而使之同也。”

　　古语有言：“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读书是养成学问的基础，也是成就大事业的必经之路。郭柏荫课士，极重读书，他说：“读书一事，乃进德修业人下手做工夫处，学者不从此著力，任汝绝等聪明，总无进步。”他教人读古代经典，不仅着眼于欣赏辞章，或文字训诂，而尤侧重于对事理的体认及对自身人格的提升。如他读《诗经·小雅·小弁》这首诗时，对于诗中“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一句解释道：“今人谓同乡为桑梓，义本此诗。同乡之人朝夕相见，初不觉其谊之亲也，及他乡异地倾盖相逢，则娓娓而道家常，其式好有同于兄弟者。故在客而重乡情者，其人必义士也；居官而敦乡谊者，其人必好官也。若于同乡之近，动辄反面无情，四海九州之人，其谁不解体。”

　　他将离开鳌峰书院时，曾作《鉴亭话别示及门诸子》组诗，抒发难舍心情与对学子的寄望。其一曰：“鉴亭杯酒此盘桓，握手临岐感百端。情重岂专文字契，交深倍觉别离难。坐花长忆香三日，种竹欣成玉万竿。等是鳌山垂钓客，扶桑振策晓天宽。”

　　同治元年（1862），郭柏荫前往安庆大营，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得曾赏识，遂受其推荐，升广西巡抚，后又改调湖北，署理湖广总督。他戎马倥偬，仍能体察百姓疾苦，关注民生，为社会办了不少实事。

　　严谨治学

　　同治十二年（1873），他以病乞归家乡。当时“福州粮米常仰资贩运，每苦不给。”郭柏荫与徐宗幹等向闽浙总督左宗棠献策，使民食充裕。

　　光绪二年（1876），郭柏荫再主鳌峰书院讲席，前后两次掌教，历时17年，为闽省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道光以降，社会变革纷繁，“崇经训古”的学术型书院教育内容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抨击，郭柏荫也看到其中弊端。他教导诸生读书要以敦品励节为重。在主讲泉州清源书院时，曾对学生说：“夫业精于勤，荒于嬉，虽雕虫末技，尚有然矣。况吾党之修身进德，更有大于此者乎。”在教学上，他善于寓理于景，常以生动的形象来说明道理。他曾作《清源东斋新种梧桐树，歌示庄生焕文》诗，有句曰：“楩枬杞梓独非材，往往自弃沦蒿莱。桃李须臾变荆枳，春风春雨徒滋培。尔桐尔桐秀且好，拱把受知良独早。岁晚天寒慎自保，布叶分条勿草草。”诗中勉励进学者要以学为重，严格要求自己，虽遇逆境，也应迎难而上，不要自暴自弃。

　　面对当时士习颓废的状况，郭柏荫心中忧戚，对他们说：“文风之颓，士习之靡也。世习之靡，世道之忧也，多士其知之矣。”他还勉励诸生：“纵不能障川回澜，亦当卓然求所以自立，不独文艺宜然也。”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鳌峰书院中，他秉烛余明，利用闲暇时间端楷抄书，恭写儒家“十三经”。据清人何刚德《客座偶谈》书中记载，他常“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支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其认真的学习态度与惜时勤勉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书院学子。

　　光绪十年（1884），郭柏荫病卒，享年78岁。郭柏荫是学者型的官员，一生笔耕不辍，“自入官以及投老，未敢一日舍墁而嬉。”身后有《天开图画楼文稿》（4卷）、《石泉集》（4卷）、《嘐嘐言》（6卷）、《续嘐嘐言》（4卷）、《天开图画楼试帖》（4卷）、《变雅断章衍义》（1卷）、《击钵吟存稿》（4卷）、《西湖冶春词》（1卷）（与黄绍芳、林寿图等合作）等。（陈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