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奎：福清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优秀领导人
1937年4月30日，陈炳奎给陈应明的明信片。
寓革命思想于娱乐把文艺作为斗争武器
1931年夏，陈炳奎从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其兄陈祖筹（字亮卿）积极支持，把家里仅有的三四亩地卖掉两亩，供他上学。一学期后，他认为只靠农业技术解决不了农民的生活问题，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是农民的出路。因而毅然离开南京，转到上海持志大学继续学习。
在上海，他和许多进步人士密切联系，发动各校同学，向全市店员、居民、市郊农民进行宣传、募捐，支援抗日。为寻找救国道理，他紧缩生活费用，购买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利用空隙时间认真阅读。
1932年7月，陈炳奎回福清后，出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11月2日，陈炳奎等返乡进步青年学生成立读书会“筹备会”，将其定名为“同攻读书会”。“同攻读书会”吸引了很多知识青年，会员达三百多人。它是福清最早介绍马列主义、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进步书刊给青年学生的公开社团。
之后，陈炳奎返回上海继续学习。1933年，上海反动当局要逮捕陈炳奎。他不得不辍学离沪，回到家乡福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同年9月，陈炳奎经友人、玉融小学校长吴绍微介绍进入该校任教。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秋，国民党逮捕余长钺，追踪陈炳奎，并以“通共”为借口，封闭了“同攻读书会”。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特赦政治犯，余长钺获释出狱。
陈炳奎与余长钺等决心大干一场。他们在福清县城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扩大反蒋抗日的政治影响。接着，在龙田、高山一带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并回到老家，占领北西亭小学这块阵地，不断地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革命道理，控诉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与此同时，陈炳奎还在北西亭一带创办夜校，一方面帮助群众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此外，他还与何文成等组织文艺队，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寓革命思想于娱乐之中，把文艺作为锐利的斗争武器。
陈炳奎从上海回来后，母亲和哥哥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准备给他完婚。而这时的陈炳奎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革命事业，没有心绪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就耐心地说服母亲和哥哥，把这笔钱用作革命经费。
“我叔公牺牲时还是个单身汉，爷爷陈亮卿与他感情甚笃，就把自己的儿子陈应斌过继给他为嗣。”陈炳奎烈士的侄孙陈修平告诉记者，后来，陈应斌也子承父业参加了游击队。
1937年4月23日，陈炳奎给陈应明的信。
参与组织南西亭暴动震惊国民党福清当局
1934年春，中共福清县委成立，陈炳奎任委员，并参加了在城关产塘街召开的县委会议。根据会议安排，陈炳奎与余长钺回北西亭，何文成到南西亭，分头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陈炳奎与余长钺在北西亭一带组织反帝倒蒋抗日宣传队，到各乡张贴宣传标语，开展抵制、烧毁日货，打击奸商等活动。同时，他们俩还准备举行北西亭暴动，后因地方豪绅向国民党福清反动当局告密，遂改变计划前往南区，协助何文成在南西亭一带举事。
南西亭背山靠海，当时交通闭塞，与江阴岛仅一海之隔，进可下海，退可上山，是开展游击斗争的好地方。那时连年干旱，出现了“田园龟裂，草木焦枯，枝根将尽，鼠雀无存”的惨状，但官府衙门照样横征暴敛，地主土豪收租逼债有增无减。这一切在客观上为南西亭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暴动前，陈炳奎与何文成等深入龙田、江镜、海口一带的偏僻乡村，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从龙田的西安、赤坑、蟹屿、南西亭，江镜的城头、玉仑，海口的南厝、东阁等地赶来的一百多名暴动队员，在洋门集中，称“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福建游击队闽南第一支队”。总指挥何文成，陈炳奎、余长钺和陈金来等直接参加暴动队伍。
斗争整整持续了三天，暴动队伍先后到达观元、塔石、山兜、蟹屿、海头等村，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弹药，焚烧田契债据，没收黄金、白银等物，并把没收的一百多担粮食和部分布匹、衣服等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群众。
南西亭暴动，使福清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第四天早上，县保安中队长林康学带了五六十名军警前去弹压。由于敌强我弱，暴动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这次暴动为福清以后开展武装斗争训练了一批骨干。
遭叛徒出卖
不幸被捕
1935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成立，陈炳奎任执行委员兼中共福清县委书记。他日夜奔波于闽中地区，宣传党的“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与陈金来一起，积极发动群众，支持配合闽中游击支队开辟罗汉里革命根据地，开展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初，他与余长钺等成立“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余长钺任书记，陈炳奎任秘书。正当陈炳奎专心致志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光荣使命时，不幸的事发生了。
同年2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中共闽中特委执行委员黄孝敏、余长钺、潘涛等在莆田被反动派逮捕。16日，叛徒薛文魁、陈依桂又带特务队从莆田到福清抓捕陈炳奎。22日，陈炳奎到南西亭附近的路下村王其焜家应约，后被叛徒带来的两个特务抓走。
陈炳奎被捕时，敌人未从他身上得到其所需要的东西。他和四个难友一样，承认自己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自1934年4月中共福州市委被破坏后，与党组织就没有联系了。这一事实尽人皆知，敌人又无所获，就妄想用叛徒提供的他加入过“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作为炮弹，从其身上打开缺口。他嗤之以鼻，严词痛斥：“参加救国会，做抗日救国工作，是由于爱国热情的驱使，出于对日帝入侵的义愤，何罪之有？”
当年3月5日，敌人对他进行特讯，劝他自新，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为着抗日，参加救国会，没有什么好自新。”敌人无可奈何，于4月下旬把他转押到布司里的保安处第三科羁押所。
“我叔公虽然身陷囹圄，心里想的却是党的事业。囚禁期间，他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同年3月30日给我父亲陈应明寄了第一封信。”陈修平告诉记者，那封信表面看是写给亲属的，实际上则是向党组织报告自己及四个难友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表现。信中流露了他向往自由，渴望党组织设法营救其出狱。党组织也十分关心他们，经常通过陈应明等陈炳奎亲属前往探监，送去衣物、食品和钱款。
三个月的折磨丝毫动摇不了陈炳奎等人钢铁般的意志。敌人还不死心，于同年6月上旬派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人员备上酒席“宴请”他们，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为诱饵进行劝降，但遭到五人的拒绝。敌人见他们如此坚强，大失所望，便决定杀害他们。
1937年6月23日，当宣布他们死刑时，法警端给每人一碗白酒。他们接过酒碗，摔向法官，并痛斥：“抗日救国有何罪过？”敌人随即将他们押赴刑场。在囚车上，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一押到刑场，刽子手就迫不及待地扣动了扳机……(李琼)
（参考资料：《福州英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