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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仁官:从艺徒成长为连江红军领导人

发布时间:2017-09-19 11:11:00  来源:福州晚报

陶仁官:从艺徒成长为连江红军领导人

  翻开《连江革命史》,一幅幅连江儿女奋勇杀敌的场面跃然纸上,场景悲壮,令人心生敬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长眠于连江这块红土地上,其中东湖的陶家六人,在陶仁官带动下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除陶国英外,其余均在国民党屠刀下慷慨就义。一门六烈士,高风亮节,令人敬仰。

陶仁官:从艺徒成长为连江红军领导人

1935年6月6日,《福建民报》刊载有关陶仁官牺牲的消息。

陶仁官:从艺徒成长为连江红军领导人

位于文朱村的党的交通联络站。

  侄儿系《闽海神州》粉丝心愿是为伯伯出一本书

  上周末,记者登门拜访了陶仁官的侄儿陶发燊。他目前居住在杨桥新苑,系一套拆迁房,面积仅有60平方米左右。除了日常起居物品外,客厅、房间内都堆着一摞摞书籍。“只要是有关福州的革命史料,报刊书籍杂志,我都会收集来,一有空就翻阅,寻找有关陶仁官的资料记载。”陶发燊告诉记者,陶家人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能为陶仁官出一本书。

  “伯伯牺牲得太早了,留下的史料不多。”陶发燊遗憾地摇着头说。为了弥补缺憾,他退休后一直奔波在寻找陶仁官足迹的路上,与侄女四处奔波,到民政部门查阅资料,到档案部门翻阅史料,尽量多收集一些权威史料,让更多的人铭记这段历史,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得知记者从事福州晚报文史副刊《闽海神州》编辑工作,陶发燊还抱出一叠《闽海神州》剪报,“《闽海神州》很接地气,也很有虾油味。我每一期都看,都收集,是《闽海神州》的忠实粉丝。”他还拿出《闽海神州》刊发过有关陶仁官的文章,与记者沟通探讨。在与其交流中,记者认真聆听了陶发燊讲述其伯父陶仁官如何从一名艺徒成长为杰出的地方红军指挥员的革命历程。

  受外甥启发入党后带领陶家投身革命

  陶仁官,1910年8月12日出生于连江县东湖乡东湖村。父亲陶炳元务农为业,略通文墨,为人急公好义。早年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连江“光复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分支),和革命党人吴适等志同道合,结为挚友。母亲白妹妹,安徽安庆府人,文静贤淑,远嫁东湖。陶仁官受其父母影响,既嫉恶如仇,侠肝义胆,又正直平稳,心细如发。长兄陶良官、二哥陶禄官、小弟陶国英、姐陶春英及姐夫余存杰、堂兄陶长凎等均在陶仁官带动下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除陶国英外,其余均在国民党屠刀下慷慨就义。

  1917年9月,陶仁官上私塾读书,后转入东湖小学,与郑厚清、郑厚康等是同窗学友。高小未毕业,因家境清贫,无力付学费,遂辍学下田劳动。1925年春,陶仁官只身一人离家到丹阳“恒春”店铺学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艺徒生涯。

  1929年2月,中共党员郑厚康奉福州市委指示返回连江发展党员、秘密组建党组织。陶仁官是郑厚康的娘舅,又是小时的伙伴,彼此熟悉了解。郑厚康将陶仁官列为入党培养对象,把革命书刊借给他阅读,时常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

  这年春,国民党连江县政府下令增收防堤捐和鸦片捐,各地捐丁税吏趁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贫苦农民雪上加霜,叫苦不迭。为解民众疾苦,党组织筹划发动万人进城请愿。陶仁官按照郑厚康的指点,连夜赶写反苛捐杂税的标语,发动民众参与进城请愿。第二天清晨,他又指挥东湖村300名青壮年农民涌集县城。县官迫于请愿群众的威力,答应缓征防堤捐和鸦片捐。陶仁官在斗争中表现果敢坚决,于同年6月底,由郑厚康、黄应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坚强斗士。

  开辟革命根据地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陶仁官入党后,在丹阳以店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发动农民运动。

  1930年11月,中共连江县委成立,陶仁官当选为县委委员。县委增派党员陈茂昌(外号“剃头妹”)、陈麻伍(又名陈凯斌)到丹阳协助陶仁官工作。1931年夏天,陶仁官与两位陈姓党员商量,决定共同把革命的烈火点燃到文朱山区。

  文朱村峰峦叠翠,危崖壁立,森林密布,地势险要,陶仁官认为文朱是打游击、搞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在他带动下,卓连财、卓如如、尤锦波、郑嫩妹、许炬炳、李其官、夏忠和等青壮年农民矢志参加革命,组建文朱村党的交通联络站。随之,又发展张春太等人入党,成立党团支部。在此后4年多时间里,文朱成了远近闻名的革命根据地。后来,陶铸、叶飞、黄孝敏等革命先辈相继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指导或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1931年秋,邓子恢化名林祖清到连江指导农民运动。陶仁官参加在儒洋村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聆听邓子恢介绍闽西农民运动的经验。会议决定在透堡、东湖、定安三村发动农民开展秋收减租斗争。在他发动下,农会队伍有了壮大,成千农民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斗争,地主迫于农会的威力,被迫答应减租,穷苦农民得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

  1933年10月,中共连江中心县委成立,陶仁官再次当选为中心县委常委。这时,他所领导的丹阳地区文朱、新洋、朱山等村纷纷成立了党团支部,经县委批准,成立丹阳区委,由他兼任区委书记。不久,“福建事变”爆发,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创立,高举反蒋抗日旗帜。中共连江中心县委趁连罗地区敌防务空虚时机,举行连罗两县总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同年11月,丹阳区苏维埃政府在新洋村率先成立,陶仁官兼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按照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陶仁官带领区、乡、村三级党团组织、苏维埃干部在丹阳全区掀起土地革命热潮,没收地主的田地,按人口平均分田,军烈属优待。抢救红军伤病员保卫连罗苏区

  1934年8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连罗,在潘渡桃源梧桐山与尾追而至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展开激战,有300多名红军指战员负伤,急需就地安置治疗。救人如救火,陶仁官连夜动员丹阳苏区群众做好担架,由他带领赶赴潘渡、陀市接受任务,并担任东线指挥。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十分艰巨,空中国民党飞机轮番袭炸,地上敌军及地主民团围追堵截,脚下是羊肠小道,峭壁悬崖,斗折蛇行,然而这一切难不倒共产党人。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陶仁官指挥军民把伤病员安全转移到连江下宫红军总医院治疗。后来有100多名伤病员治愈出院,充实到闽东红军十三独立团,提高了连罗红军的战斗力。

  9月底,闽东红军十三独立团开赴宁德与福安独立团会师,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连江县委于10月3日决定抽调17队地方武装,包括各区游击队、肃反队、赤卫队集中于官坂整编成立闽东红军连江独立营,营长张锦文、政委陶仁官,下辖赤、化、中、华4个连,有500多人。此时,新编的红军独立营在人数和武器配备上和“围剿”连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处于劣势。红军未能进行休整和军事训练,即仓促投入反“围剿”战斗,陶仁官受命于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保卫连罗苏区的重任。

  10月4日,独立营从连江坑园下宫开往长龙洪塘,国民党省保安十一团一个营跟踪而至。陶仁官和营长张锦文指挥战士抢占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激战。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从上午打到中午,敌军无法突破红军的主阵地。天黑时,敌人被迫撤回浦口。

  11月上旬,透堡民团团长杨兆禧在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掩护下耀武扬威地转回透堡。陶仁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率队在长龙官仓下埋伏。当敌人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陶仁官手一挥,机枪、步枪雨点般地扫射,当场打死10多人。杨兆禧吓得从轿子里滚出来,跌跌撞撞地躲在一棵大树后,敌连长见势不妙,带头向透堡岭下逃窜。陶仁官弹无虚发,击毙杨的护兵,杨兆禧只得束手就擒。红军将他押往官坂,镇压了这个恶棍,苏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保卫秋收斗争巧妙摆脱围剿

  同年11月中旬,秋收季节来临了,县委号召苏区群众全力以赴保卫秋收斗争,把土改后第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到自己手里。陶仁官以连、排为单位,把红军分散到长龙山面区、七区和五区、六区、八区,协助苏区党政组织发动农民抢收稻谷,把晒干的粮食藏入山洞与墓内。在四区的潘渡、陀市一带,红色政权已被敌人摧毁,红军掩护当地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地主“还乡团”仗着国民党军队的撑腰,猖狂地反攻倒算,催租逼债。陶仁官决定杀一儆百。

  11月29日,地主在一个连保安兵的掩护下,在溪东、陀市催租抢粮食,陶仁官带领红军埋伏在溪东村头密林中,给保安兵以迎头痛击。敌人抱头鼠窜,红军缴获一批扁担、布袋,把地主抢去的粮食还给农民。

  12月,国民党军大举“进剿”闽东苏区,增派新十师、八十二师、九十一师、五十二师等8个师计28个团的兵力,加上地主武装约10万人。大敌当前,连江县委动员苏区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每乡5名,在下宫以独立营为基础,扩编为闽东红军西南团,团长杨采衡,政委陶仁官,下编为马、克、思、列、宁5个连,有600多人。敌人气势汹汹,像潮水似的涌向苏区。连罗党组织和红军处于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在这严峻时刻,陶仁官率领全团红军战士,坚持在下宫、郭婆、坑园一带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2月,闽东红军西南团在政委陶仁官、团长杨采衡的带领下,在长龙山面区与敌八十七师一个营遭遇,毙伤敌十多人后主动向深山撤退。14日,陶仁官率队攻打官坂,与敌八十七师五十七团激战9小时,敌援兵赶到,红军转移到坑园。

  敌人费尽心机仍然无法消灭闽东红军西南团,便密谋从内部打开缺口。下宫地主用美人计腐蚀拉拢红军海上游击队队长丘为官和他的两个警卫员。闽东红军西南团召开全团大会,由陶仁官、魏耿负责会审,然后处决了丘为官,将红军海上游击队并入闽东红军西南团。敌人又用重金收买了闽东红军西南团的炊事员,用桐油煮菜,部分战士吃后大泻肚子,不能行军作战,陶仁官察觉后,毅然清除内奸,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遭出卖落入魔掌后英勇就义于福州

  1935年1月,国民党军队缩紧了包围圈,苏区只剩下零星的地块,连罗党组织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月31日,连江县委在下屿渔村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破敌“清剿”的决策。2月1日,会议尚未结束,敌重兵包围了下屿岛,闽东红军西南团被打散,陶仁官率两个连冲出了敌人包围圈,转到罗源山区活动。

  2月10日,陶仁官带领红军夜袭距离县城不远的青塘民团,捣毁民团团部,俘团丁4人。这一仗吓得国民党连江县长王笑峰坐卧不宁,急电敌十二绥靖区司令王敬玖求援。于是,敌人调集重兵,沿连江、罗源、闽侯三县交界处层层包围,断绝交通。

  2月15日,陶仁官的队伍在罗源飞竹梧桐一带陷入敌人重重包围。尽管身临绝境,陶仁官仍然沉着指挥红军战士凭借大山密林与敌人“捉迷藏”,能脱则脱,能逃则逃,能隐蔽的则隐蔽。后来,红军奇迹般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是由于夜雾弥漫,迷失了方向。按原定计划撤离到古田山区,却神使鬼差似的又回到了连江的飞石等地,这一带山峦矮,树林稀,不利于游击战。敌人像蝗虫似的又围上来,集体突围不成了,陶仁官只得含泪命令红军战士把枪支埋进墓穴,然后分散隐蔽。

  敌人以重赏捉拿陶仁官,同时派密探四处搜捕。由于闽东红军西南团连指导员徐吉珍动摇叛变,供出了武器埋藏地点及与陶仁官的秘密联络点。3月26日,陶仁官不幸落入魔掌,被押解至连江县城。

  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旅长沈发藻和连江县长王笑峰,坐在太师椅上“审讯”陶仁官。敌人使出种种伎俩,以高官厚禄诱降,可陶仁官一脸鄙夷的神色,弄得两人下不了台。王笑峰黔驴技穷,只得将陶仁官押送省城福州,关押在军法处监狱。

  1935年4月,陶仁官与难友林孝吉、柯成贵、宋遵茂、梁仁钦等被关押在宪兵四团军法处大牢中。同年6月6日,陶仁官与林孝吉、柯成贵等一道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

  (参考资料:吴用耕《连江革命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