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福州米价暴涨与学生抗争行动
福建协和大学校园全景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猛增，只得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赤字，必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南京政府“决定以穷凶极恶的办法来挽救”，于1947年2月16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官僚垄断资本企业趁机囤积物资，抢购黄金，加上投机商人大做黑市交易，使物价继续走高。连“中央社”也惊呼，“四月中旬一般物价已比去年十二月涨了好几倍”，尤其粮食与纱布之涨风已达“惊人纪录”。
米价天马行空
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所产生的恶果，当然也波及福建“国统区”。尤其闽省是传统的粮食输入省等主客观因素，导致福州地区米价“如野马任意奔驰”，且引起“市场混乱，百物飞涨”。
以福州的上白米每石售价为例，1946年5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前）3.8万元，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升到五六万元，至年底达7万元左右；1947年2月（“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之后）黑市米价越过15万元，三四月（进入青黄不接时期）扶摇直上20万元。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福州地区米价从“原较各省为低”水平，疯狂上涨，“已较京沪为高”进而“破全国纪录”。舆论惊呼，“最近各地粮价虽波动，惟福州特高，照目前情形，升斗小民何以堪命”“以致人心惶惑”。
国民党福建当局为了稳定省会秩序以维持其统治，采取各种形式，包括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亲自上阵喊话安抚民心，宣称：“省政府前为充裕福州米粮，曾饬省田粮处（注：福建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组织福州粮食运输处，并派专员分赴建宁、泰宁、水吉、将乐、顺昌、松溪、政和、建瓯、建阳、浦城等县督运来榕，由省银行代垫集中费三亿元。”“省政府已握有十三万包（即二十六万担）食米调剂全省民食……仅福州一地而论，政府可能供应十万担至二十万担之食米，福州民食每日最大消耗量不过二千石，而政府存米可供二三个月之用”“再加向省外采购之数千石，及救济总署仓存工赈米约四万大包，故粮源实甚充裕，可告无虞。”
当局的以上宣传可谓画饼充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刘建绪曾透露，“然目前最大困难，乃在粮运，政府所有食米，均散处四乡，集中须赖挑运，运价既高，亦且迟缓”“故省府虽已指拨十万五千担食米运榕，而迄今尚在赶运之中”。再加上，产粮区域的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及人民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阻碍或拖延出粮；各银行在办理粮食贷款及押汇时，多以优先购存食米为条件；与运输、管理粮食有关的单位“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真正能按计划投放市场的食米，更为稀少。
由此可见，当时福州市场的食米并不充裕。供求关系失衡，导致5月初的米价继续攀升。据报载：“市民人心彷徨，有谈价色变之慨。米商又在大弄玄虚，一日数涨……晨开沪屿尖百六十斤仍开二十三万，午后涨至二十六万，至晚却续挺秀，暴涨至二十八万。”仅过一二日，“上等米每石叫价三十万，实则无货应市”。“一般市民咸感生活恐慌，公教人员尤感苦痛，整月收入不足购米一石”“一般家庭具有难炊之苦”。
面对险恶的市场形势，当局违背供求关系的客观规律，强行采取限议价措施。经请示省政府，福州市政府于5月5日下午召集物价评议会，议决，“上等米价每石廿八万，次等廿四万，此后即责成米商严格遵守”，限令自6日起“一律插标售卖”，违者“决予依法惩治”。
米商针对当局的限议价措施，以惜售等方法进行抵抗。当局为了米市不致断供，又采取打击囤积居奇的措施。刘建绪颁紧急手令给福州市长严灵峰：“讵近日榕市物价无理暴涨……显有奸商从中操纵，别有用心，殊堪痛恨，着该市长一面严切执行议价，一面会同本府调查统计室，并督同警察局，严密查缉奸商，依法惩究。”严灵峰奉令，“整日派员分赴各处查察”“严惩不遵议价米商，彻底取缔囤积居奇”“奖励市民检举囤积，米款提四成充奖金”。
另外，当局对非粮商采来的海米，限期“由各该本业公会（如木商向木商公会）或粮商公会、市政府登记采来之食米数量、存放地点，当局决予依法保障；如逾期延匿不报，一经有人检举，决以囤积居奇论”。
当局回天乏术
严灵峰于1947年5月10日声称：“连日严厉查缉米奸结果，已破获囤积案数起，标封囤米共约五千石……估计本月内足敷民食，粮价当不至波动。”话音刚落，米价就应声而涨。
据报载：“虽在市府严厉的搜捕囤积居奇和加紧取缔米奸的声中……可是仍未收成效。”13日米价“再上涨，晨间上白米暗盘石售三十二万，午后再升二万，人心复起恐慌”。14日，严灵峰不得不承认：“市府虽已努力控制，惟尚未尽得宜”“如何继续控制稳定，亟待筹划解决”。
当局分析认为，米价降不下来，除了“近因沪上物价高涨波及全国，福建为沿海省区，且民食向赖省外接济，故所受影响较深”外，还有两大原因：
一、“惟因各地粮价普遍上涨，此间粮食漏海风盛，如当局不严加管制，徒以有限粮源，实窘于应付，亦难收调节之效。”“米源多向高价县份运销，更加上米商将存米化整为零，源希价挺，这是必然的现象。”
二、“造成目前粮价激烈腾涨之主因，为自市府严格实行管制查封囤积居奇后，商人不明真相，上游米商不敢将米下运，海运商亦发电将采购之芜湖米等他运，恐被没收，致米源断绝。”
刘建绪也认为：“近两日之暴涨，则因沿海各县粮食外流，粮价忽涨；而又有不肖之徒冒充查缉人员，在市场码头甚至闽清一带沿河干扰，以至米商有米不敢应市，外县米船亦不敢入口，而商人则乘势抬高价格。”“百物皆涨之际，政府绝不能单独抑制米价，勉强抑制米价将造成更大之流弊，一则谷贱伤农，妨害农村生产；再则米商裹足不前，易酿米荒。”他提出：“取消限议价办法，改由粮食公会举办登记，按日向政府报告米量米价，如粮商任意抬高价格，则省政府将采取断然处置，严惩不贷。如仅因成本上涨，而为合理调整，政府绝不强制干涉。今后粮商实无任何理由缺米应市……即本省今后决不致再发生米荒，而米价如无其他因素之刺激，亦必稳定无疑。”
5月15日9时，刘建绪召集省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党团首长、各厅长及福州市长，在省政府召开粮食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意见基本一致：“近来物价波动，非仅粮食一项，单独压平米价，非仅不合理，且亦不可能。如勉强抑制，反将促成人为米荒。最近数日粮价之暴涨，实即由于奸人利用限价，冒名查缉强买所致。故与其管制不周，不如自由买卖为愈。”并认为，放宽评价尺度，“可使粮商不至任意报价而要求承认既成事实，致受其操纵，及可使价格合理；鼓励抢运，充裕粮源，并可根绝黑市”。
由此，会议商定以下原则：1.取消限议价，由粮食公会举办登记，按日向政府报告所存米量、新到米量、售出米量及当日米价。2.此项米价须按实际成本加合法利润，不得任意抬高，且须全市一致。3.全省粮食自由流通，不得拦路截查强买，但出海食米，由政府于要点派员登记数量，以凭查考。4.奖励粮商向省内外采购粮食，军警特予保护。5.加强济榕公粮运输，交市府迅速配售。
当局取消限议价的效果如何？事实证明不能解决问题，米价“势续挺涨”。5月19日，“晨初，溪碾百六十斤即冲出四十万关，盘开四十一万，第二盘即涨至四十二万，午后又涨至四十三万；溪米四十万，浦城美人红四十万，海米三十九万，糯米四十四万”。
学生沸反盈天
“国统区”的物价风潮，首先是使工人、农民、市民，包括“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各地民怨沸腾，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继出现抢粮事件。
福州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着手组织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或罢课活动。
国民党福建当局惧怕省内学生有异动，就食米供应等问题采取过措施。1947年5月1日下午，省政府召开第518次委员会议，讨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李黎洲提出的两个议案，议决“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公费生五六月份膳食费主食部分”“改发实物”，“田粮处按人数照当时当地成本价格洽购食米”配售给公立学校；并指派省政府委员李世甲负责“平价米”的相关事务。
由于财力有限，当局只“照顾”到公费生的食米供应问题，对私立学校撒手不管，遂酿事端。如私立福建学院100多名学生忽闯李世甲在鳌峰坊的私邸，强烈要求购买“平价米”。李世甲迫于压力和出自怜悯，答应为该学院设法。
此外，其他私立学校也请求李世甲特批购买“平价米”，但不是经常性，也不是无限额，更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如愿。所以，各私立学校为长久计，纷纷在城台特约一间米店，把现金折成当天米价，由该店购买若干食米囤积起来，再根据实际需要分批运回学校使用，以图减少因米价不断暴涨而带来的损失。
私立福建学院特约的是台江汛玉记米店，有一次学生前往运米，发现店中伙计往米中掺水掺沙，即跑回学院报告。学生们义愤填膺，有三四十名学生来到该米店交涉，店东施品官百般抵赖，愤怒的围观群众将店内存米散到大街上任人抢取，以此解恨。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的学生也发现食堂的米饭有许多沙粒，无法下咽，一时群情激愤。校内中共支部策动学生自治会于5月16日宣布全校学生罢课、召开抗议大会并组织800多名学生进城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刘建绪为了迅速平息事态，亲自接见学生代表，答应无论公立或私立的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供应“平价米”、惩治奸商、保持物价稳定等。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在福州地下党领导下举行的“五一六游行”，中共闽浙赣区委给予高度评价：“协大游行胜利，充分说明：党能根据群众切身要求加以启发领导，能迅速地从校内生活斗争提高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大的斗争”，“采取闪雷不及掩耳方法，由校内开会，提高到游行”。“党能根据各校发展不平衡，不要求各校同时、同地、同样的斗争”，“是采取了小斗争与大斗争，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突击斗争与分散斗争的各种斗争形式与内容互相结合，互相转化”，“此起彼落地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均获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