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曾孙福州禁烟
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其曾孙林炳章（1874~1923）继承曾祖父禁烟的遗志，在台江双杭大庙山成立近代最早的禁毒民间社团——福建去毒总社，力图以社团力量推动和督促政府禁烟，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
成立去毒社
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福州、厦门等城市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源源不断地通过福州等通商口岸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治进士、内阁大学士、时称“四谏”之一的“清流党”人陈宝琛和福州著名士绅林炳章、林绍年、邵质城、刘学徇、罗金城、张赞廷、李馥南、陈懋鼎、林志煊等人，联合倡议组织福建去毒总社，开展禁烟斗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禁烟发起者公推林炳章为福建去毒总社首任社长。
福建去毒总社主要职责是对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同时会同当地警务机关或主管官署，查缉贩运、销售、吸食烟毒者，送官府立案究办，并参与官府的讯问和查处工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初一，福建去毒总社在澳门桥林则徐祠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福州各界人士和各学堂师生数千人。福建去毒总社设在台江双杭地区大庙山。从此，双杭地区成为福州禁毒斗争的指挥部。福建去毒总社成立后，随即促使福州地方政府下达禁烟令，严令各烟馆必须在短期内停业改行，如敢违抗即严惩不贷。
福建去毒总社下设评议部、宣传部、调查部。福建去毒总社和各分社的调查部门发现，当时所谓“红土”“大土”等烟毒，都是由英国船舶运来交给当地英商洋行，再由英商洋行变换手法，经伪装，卖给日商、法商等外商洋行和本地秘密经营的“清膏店”，然后再转卖到全省各地。
调查部门还发现，福州地区烟犯活动主要集中在台江和桥南一带。在台江较大的烟馆有：坞尾的卧云楼、湘巷的紫云天、上杭街的亦桃园、横街的紫竹林、茶亭的登云天、田垱街（今中平路）的蔡两全等；在城内有津门楼的仁记、按司前的九如、虎节河的瘾庐等；在桥南也有规模不一的烟馆。至于小烟馆则数不胜数，至少有数百家，甚至连总督署附近的马篷巷、达明里等都有烟馆。这些烟馆多是日本人或日籍台湾浪人经营的。
严厉禁烟毒
福建去毒总社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把禁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林炳章遵照曾祖父的遗志，执行禁烟，由乡绅组织官民合办，一边劝导，一边缉私，并对闽县侯官、淮安等处的土行及“清膏店”认真搜查。
林炳章等人严格执法，雷厉风行，不徇私情。比如，当时与福建实力派、后任福建省政务院院长彭寿松关系密切的前清候补知府（一说候补道台）李慕韩因吸毒被拘押，福建去毒总社领导和办事人员不顾彭寿松派人捣毁福建去毒总社、坐索人犯，仍然坚持依法惩治。又如，葡商陈玲官贩卖烟土人赃俱获，法国领事发来照会，要求保释也遭拒绝，并被加重处置。福建去毒总社缉获毒犯后，即予惩罚或交保甲当局在公众面前杖责后释放。福建去毒总社公正执法对毒犯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在福建去毒总社的带动下，福建各府、县也相继成立了禁烟机构，开展禁烟斗争，在全省形成查缉网，收到较大成效。
福建去毒总社具文报告福建各地禁烟情况，层层转送至清廷当局，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交涉，禁止英轮再运鸦片到福建销售，以杜绝鸦片来源。然而，英国的复照竟称，“如果中国借口禁烟，一面又自种罂粟，徒使彼国商业受到重大损失，殊为不宜，必须双方各派专员实地查勘，果无自种始愿停运”。清政府对此不但未予驳斥，反而答应照办。最后，英国派遣专员包克本，会同清政府特派专员叶可良到福建各地详细查勘，直到均无发现种罂粟现象为止，包克本才表示要报请英国政府向福建停运鸦片，同时关闭两三家著名的销售鸦片的英国洋行，以此敷衍搪塞，暗中却继续贩运鸦片来福建。
福建去毒总社没有放松警惕，始终坚持禁烟斗争。不久，又破获多起外轮贩运烟土案件，法商合一洋行一次就被福建去毒总社缉获1000多粒“大土”；日商经营的日兴昌洋行、福记洋行、三五公司等数十起销售烟土案也被破获。经查证，这些烟土都是由英轮贩运来的。接着，又检查多家烟馆，缴获许多烟毒和烟具，全部销毁。
经过福建去毒总社的严厉查禁和坚持斗争，福州烟馆才陆续关闭，吸毒者日益减少。
戒毒措施
在禁烟过程中，福建去毒总社逐渐认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戒毒措施，让吸毒者尽快去掉毒瘾，使毒贩无从获利。
于是，福建去毒总社分区筹建戒烟局，动员烟民进戒烟局戒烟；抓获的吸毒者也送入戒烟局强制戒毒。戒烟局由精通医术并具有戒毒经验的医生免费治疗。他们采用林则徐生前命人配制成功的17味戒毒药丸，加工制成药酒，让烟民服用，收到很好效果。福建去毒总社经过一年的禁烟斗争，缴获大量烟土、烟具，有效地改善了社会风气，受到民众称赞。
辛亥革命以后，福建陷入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地方政府强迫农民种植烟苗，从中收税，以致烟毒再度泛滥。福建去毒总社大声疾呼，不见成效，无奈之下，于民国十年（1921年）宣布解散，福建去毒总社十几年艰苦斗争的成果终于付之东流。（赖晨 文/图）